人类学家访谈:中国农民这样应对污染
农村地区的污染往往不亚于工 业重镇。一些矿业公司对环境法 置若罔闻;家庭手工业者拆除电子垃圾时也给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危害。那么,这些社区能向谁求助?还是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尽量降低此类风险? 人类学家安娜·劳拉-温赖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些困境。在 她的新书《顺从的行动主义:与农 村污染共处》中,温赖特提出 环保行动主义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她向弗雷德·皮尔斯解释了个中缘由。 问:“顺从的行动主义”听起来有些矛 盾。您想通过它表达什么,为什么 会觉得它适合用来形 容中国农村居民与污染的 关系? 答:我选择这个词是为了突出中国农村环保主义的 复杂性。围绕污染和其他环境威胁的应 对工作所展开的研究都倾向于关 注行动主义运动,而对于 个体的反应——个体是如何将污染看做常态,并 且顺从和适应它的,则关注较少 。但如果要理解环保主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过程。 这本书讲述了在其他行动无法开展或者无 效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如何采取一些细小的行动来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对人类身心以及 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戴口罩 、购买瓶装水、夜间关窗防止烟雾进入室内、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妇送 往别处居住等,这些都属于个体行动。 问:人们是如何适应污染的呢?您在书 里提到说人们有一种“地方生态”的意识,他们对健康的理解也在改变。 答:在我工作过的3个地方,当地人会调整自 己的期待,来适应当地的污染。云南宝村(音译)是一个被磷矿和化肥厂 围绕的村庄。在那里,人们适应 了包括呼吸系统和关节问题在内的身体不适状况。当询问村民们的健康状况时, 这些症状很少被提及。他们常说 身体可以“适应污染”。 问:您提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您和同事的健康也受到当地污染 的影响,能举几个例子吗? 答:我们在宝村的时候感受尤为深刻。在那里做实地调研时,可能 是因为当地的污染,我 出现了头疼、喉 咙痛、鼻子流血的症状。在电子垃圾交易 和处理的热点地区——广东贵屿,进入塑料焚烧区时,我也会觉得眼睛刺痛和头疼。那里的气味有时候非常刺鼻。 问:贵屿的污染主要 来自当地的家庭手工作坊,那里居 民对于污染的态度会和其他被迫承受 污染的地方的居 民不同吗? 答:比较复杂。表 面上看,贵屿这种地方的居民好像都 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当地社区的人口构成往往更加复杂,阶层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成本...